我和知夏是在一场读书会上认识的。

那是七年前的春天，三月底，还有点倒春寒。

老顾那时候刚离婚，周末没地方去，不知道从哪儿找到一个读书会，在安澜寺后面一栋老洋房的二楼，每两周一次，读一本书，喝一壶茶，聊两个钟头。

他说一个人去太像相亲，硬拉着我一起。

我那年二十九岁，刚评上工程师，每天对着图纸和计算书，一年读不完两本闲书。

老顾跟我说，那期读的是川端康成的《雪国》，我前一天晚上在网上找了个电子版，看到第三十页就睡着了。

去的人不多，十来个，围着一张长条桌坐。

木地板踩上去吱吱响，窗台上摆着一盆半死不活的绿萝，屋里有一股旧书和茉莉花茶混在一起的气味。

主持的是个戴圆眼镜的中年男人，讲话很慢，每句话都像要从书里引一段才肯说完。

她坐在最靠墙的角落，离窗户最远，离门也最远。

一件米白色的高领毛衣，袖口有点长，盖住了半个手背，两只手捧着一只白瓷茶杯，一直没放下。

头发那时候比现在短，刚过肩，用一个黑色的发夹别在耳后。

我注意到她，是因为整个下午，她几乎没说话。

别人轮流发言，有人讲物哀，有个戴眼镜的讲了半天岛村的虚无。

有个穿格子衬衫的小伙子讲了整整十分钟，从川端讲到三岛由纪夫，又讲到太宰治，讲得满脸通红。

她就坐在角落里听，偶尔低头喝一口茶，偶尔把耳边的头发往后拢一拢。

快结束的时候，主持人点了她的名：“知夏，你一直没说话，你怎么看驹子？”

她抬起头，眉毛动了一下，想了几秒钟。

“大家都说驹子可怜，”她说，“我觉得驹子不是可怜，是太用力了。”

老顾在我旁边把茶杯放下了。

“她明明知道岛村……留不住的嘛，还是整个人扑上去。练三味线，记日记，看过的小说一本一本记下来……就是太用力了。看着都替她累。”她说完，好像觉得说多了，低下头，又补了半句，“反正……不可怜。”

然后她就不说了。那一下午，她一共只说了三句话，除了这一段，另外两句是“谢谢”和“我先走了”。

她说的什么，我当时没太听懂，《雪国》我才看了三十页。

我就记住两样。

一样是她说到“用力”的时候，捧杯子的手指头捏紧了一下。

一样是她低头的时候，发夹没别住，右耳后面翘出来一缕头发，是卷的，跟别的头发不一样，天生的小卷。

散场的时候下雨了。

她站在洋房门口，从帆布包里拿出一把浅蓝色的折叠伞，撑开，走进了雨里。

浅蓝的，我一直这么记着。

结婚以后有一回跟她提起，她想了想，说她那时候没有浅蓝的伞，那天是淋着走到地铁站的。

我说我明明看见了，她笑了笑，没跟我争。

那天到底有没有伞，后来谁也没再提。

我站在台阶上看着她的背影，老顾在我身后说：“看什么呢，追啊。”

我没追。我只是在第二次读书会的时候，又去了，坐在了离她近一点的位置。

后来的事情很顺利，顺利得几乎没有什么可讲的。

我们加了微信，约了几次饭，看了两场电影。

她话少，我话也不多，两个人坐在一起，常常半天没有一句话，却不觉得尴尬。

她不问我的收入，不问我的房子，不问我以前谈过几个女朋友。

我也不问她的。

有一次我问她，为什么愿意跟我出来，她想了想说：“你看起来很稳。”

求婚是在那年十月，也没有什么仪式。

那天我们看完一场电影，从影院出来，外面下着小雨，我送她回她租的房子。

车停在她楼下，雨刮器左一下右一下地刮着挡风玻璃，她解开安全带，手放在车门上，说：“那我上去了。”

我说：“我们结婚吧。”

话一出口我自己都吓一跳。戒指还没买，我原来打算等她生日，订个馆子再说。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车里就剩雨刮器在响，嘴比脑子快。

她的手停在车门把手上，没有动。雨刮器来回刮了好几下。

然后她转过头来，看着我，问了一句：“你会一直这样吗？”

“哪样？”

她想了想，说：“就是稳当。”

我说会。我说我这个人没什么优点，就是稳，一辈子都会这样。

“那好。”

就这两个字。

没哭，也没扑过来，点了下头，推开车门撑伞上楼了。

我在车里坐了快半个钟头，等她那扇窗的灯亮了才走，回去路上闯了个黄灯，被拍了，扣三分。

我那时候以为她问的是我会不会对她好。

后来回头想，好像不全是。

她问的是我会不会走。

我说不会。

至于她自己会不会走，她没问，我也没想起来问。

那年冬天我们就结婚了。

从认识到领证，九个月。

我妈说太快了，后来见了知夏一面，又说不快，这样的姑娘，早定下来早安心。

婚礼办得很简单，两家人加上几个朋友，三桌。

许棠做伴娘，一圈敬下来自己先哭了，抱着知夏说了半天的话。

知夏举的是一杯热茶，敬到每一桌都说一样的话，“谢谢您来”，笑得很得体，嘴角一直没放下来。

结婚以后，日子过得很妥帖。

这是我妈的词。她每次打电话来，问起我们，最后总要落到这两个字上。“你们俩啊，妥帖。”“知夏这孩子，懂事。”

我也觉得妥帖。

知夏每天早上六点四十起床，比闹钟还准。

她起床的时候动作很轻，被子掀开一个角，人滑出去，再把被角掖回来，我常常要到她在厨房里开了水龙头才知道她已经起了。

她穿平底鞋，一年四季都是，鞋柜里一排，黑的和米色的居多，一样的款式买好几双。

她穿棉麻的衬衫和直筒长裤，衬衫的扣子永远扣到最上面一颗，夏天也是。

有一年三十七度，我说你把领口解开一颗吧，看着都热，她摸了摸领子，说习惯了。

她不化浓妆，不抽烟，十点前准睡。

脾气也好，七年里我们正经吵过的架就一回，是为了我妈要不要来家里住一个月，最后也是她先让了，说：“你妈一个人，来吧。”

她接吻的时候，会把脸侧开一点。也没躲什么，大概嫌两个人鼻子撞到一块儿，惯了。我起初当她害羞，后来也就习惯了。

她睡觉穿长款的棉睡衣，领口包到锁骨，下摆裹到脚踝。夏天换成薄一点的，款式不变。

我们的晚上大多是这样过的。

吃完饭，我洗碗，她擦桌子，然后各自占沙发的一头。

她看书，腿收在身子底下，书摊在膝盖上，半天翻一页；我抱着笔记本电脑看图纸，或者看一场没有声音的球赛。

电视开着，音量调到最小，只是为了屋里有一点动静。

九点半她起身去洗澡，十点上床，十点一刻关掉她那边的台灯。

有时候一整晚，我们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十句。

“明天下雨。”

“嗯，带伞。”

“周末回你妈那儿吗？”

“看她吧。”

“热水器好像有点问题。”

“我周六叫人来看。”

我觉得挺好。

俩人不说话也待得住，这个不容易。

我爸妈过了四十年，在一个屋里待不过半个钟头就要拌嘴。

老顾离婚的时候跟我说，他跟前妻最后那两年，一张嘴就是吵，他羡慕我。

我听了心里是有点得意的。

我们之间那件事，一个月一两次，通常在周五，通常是我先开口。她从不拒绝，也从不主动。她只有一个要求。

“关灯吧。”

第一次她就是这么说的。

新婚那天夜里，我伸手去摸她睡衣的扣子，她按住我的手，轻声说：“关灯吧。”我关了。

后来的每一次，她都会说这三个字，有时候说得几乎听不见，有时候不说，自己伸手去摸床头的开关。

卧室的窗帘要拉严，一丝光都不能漏进来。

开着灯看她，我一次都没有过。七年。

当时真没觉得有什么。

有的女人就这样，怕羞，我是这么想的。

跟那双平底鞋、那颗扣到顶的扣子一样，她就是这么个人，我娶的也就是这么个人。

只有一件事，我一直记得，却从来没往心里去。

搬进这套房子的那天，她的东西很少，书和衣服加起来没几箱，另外就是一个旧台灯。

所有的箱子都是她自己封的，用透明胶带缠了一圈又一圈，每一箱上面用记号笔写着里面装的什么，“冬衣”，“小说”，“杂物”，字很工整。

只有一箱没写字。

是一个旧的鞋盒，比别的箱子小，用胶带封得死死的，四个角都缠了好几层。

她没让搬家师傅碰，自己抱上楼，自己搬了椅子，踮着脚把它塞到了卧室衣柜的最顶上，推到最里面，前面又挡上两床冬天的被子。

我问她那里面是什么。

“大学时候的东西。没什么用了，又舍不得扔。”

这六年多，那个盒子她一次都没拿下来过。

我换季的时候去顶上拿被子，偶尔会看见它的一个角，灰扑扑的，胶带都发黄了。

我没想过要打开。

她的东西，我不碰。

结婚第四年开始，我妈打电话的时候，话题慢慢多了一样。

“你们什么时候要个孩子？”

我把手机开了免提，放在餐桌上。知夏在一边剥毛豆，听见这句，手停了一下，又接着剥。

“妈，不急。”我说。

“怎么不急，你都三十六了。知夏也三十出头了，再拖，以后就难了。”我妈一口澄江话，糯是糯，压人，“知夏，你说呢？”

知夏放下手里的毛豆，凑近手机，笑着说：“妈，再等等吧，店里这两年刚稳住。”

“好好好，你们自己有数。”我妈说，“知夏这孩子懂事，我放心。”

挂了电话，知夏继续剥毛豆，一颗一颗地掉进白瓷碗里，声音很脆。

我问她，你真想再等等，还是不想要？

她没抬头，说：“再等等。”我就没再问。

这样的电话后来又来过很多次，每一次都差不多，我妈问，知夏说再等等，我妈说懂事。

梅雨前那个冬天，我妈又提，知夏照旧说再等等，挂了电话，她一个人在阳台上站了好一阵。

我端了杯热水出去，她接过来，没喝，捧在手里，看着楼下。

“冷不冷？”我问。

“不冷。”

我站在她旁边，陪她看了一会儿。楼下有个小孩在骑自行车，摔倒了，自己爬起来，又骑。她一直盯着那个小孩。我以为她在想孩子的事。

现在想想，未必。

入梅后第三天，周四，我下班早，去书店接她。

书店叫“梅雨”，在一条梧桐很密的小马路上，两开间的门面，原来是一家裁缝铺。

名字是知夏起的，开张那天我问她为什么叫这个，她说梅城一年里最好的季节就是梅雨，什么都慢下来，人只能待在屋里看书。

我说梅雨天潮，书容易发霉。

她笑了，说那就多开除湿机。

店里开了两台除湿机，嗡嗡地响，还是潮。门口的伞桶里插着几把客人的伞，滴下来的水在瓷砖上积了一圈。

我推门进去，门上的铜铃响了一声。小满在收银台后面整理当天的单据，看见我，扬起手：“周哥来啦！林姐在里头。”

小满当时二十四岁，从中文系毕业刚一年，跟知夏一个系出来的，来店里一年，嘴快，热心，跟谁都能聊。

她冲着里间喊了一声：“林姐，周哥来接你啦。”又转过来跟我说：“周哥你坐会儿，林姐在跟印刷厂对海报。”

我没坐。

小满从收银台底下摸出一个纸杯，给我倒了杯凉白开，说：“周哥你看这除湿机，一天倒三桶水，林姐说再买一台，我说买了也白搭，这房子是老房子，墙根自己往外冒水。”

“墙根返潮，防潮层没做好。”我说，“你们这种老房子，当年都是油毡的，早烂了。”

小满“哦”了一声，没听懂，低头接着理单据。我端着杯子在店里转了转。

店里变了样子。

进门右手那面墙，原来挂着一排本地插画师的版画，现在全取下来了，墙面刷过一遍，白得发亮，还能闻到一点没散干净的乳胶漆味。

墙脚码着一排装裱好的画框，十几个，大小不一，背面朝外，靠在墙上，用牛皮纸隔着。

我走过去看了一眼。画框背面贴着标签，有编号，有尺寸，最下面一行，用铅笔写着一个字：沈。

每一个画框背面都有，同一个人的字，笔画很松，最后一笔往外飘出去，手腕一甩就完事，不讲究。

“这些是那个摄影展的？”我问小满。

“对呀，前天刚送来的。”小满从收银台后面探出头，“沈哥的作品，可好看了，我偷看过两张，拍的全是雨。”

“沈哥？”

“就是要办展的那个摄影师呀，林姐的大学同学。”小满说，“周哥你不认识吗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

“哦，这样啊。”小满低下头，继续理单据，又随口补了一句，“林姐这几天可忙了，来得比我早，走得比我晚，海报改了四稿了。”

我“嗯”了一声，又看了一眼那个沈字。我在心里过了一遍，知夏的同学里，我知道名字的，没有一个姓沈。

这也不奇怪。她大学里的朋友，我本来就不认识几个。

我转身往收银台那边走。

里间的门开着一半，知夏还没出来，能听见她在里面讲电话，声音很低，在说海报的颜色，说“这个灰太冷了，再暖一点”。

收银台后面有一面小镜子，是小满贴的，用来补口红。我从镜子里看见了里间的一角。

知夏站在里间的窗边，电话已经讲完了，手机还握在手里。她低着头，在看屏幕。屏幕的光照在她脸上，很淡。

她在笑。

跟她平时那种抿嘴的笑不一样。嘴角往一边翘，翘歪了，头低着，憋都憋不住的样子。

我站在镜子前面，看着那个笑，看了大概两三秒。

然后她抬起头，从门缝里看见了我。

那个笑一下子就没了，快到我怀疑是不是镜子看花了。脸还是那张脸，平平的。

她走出来，手机已经放进了口袋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她说，“不是说今天加班吗？”

“提前弄完了，顺路来接你。”

“等我两分钟，我拿包。”

她转身进去，拿了包，跟小满交代了几句明天的事，关了里间的灯。

我们一起出门的时候，铜铃又响了一声。

她从门口的伞桶里拿了自己那把浅灰色的折叠伞，撑开。

雨不大。我们一人一把伞，并排往地铁站走，中间隔着两把伞的距离。梧桐叶上积的水时不时啪嗒落下来，打在伞面上，很响。

走到路口等红灯的时候，她说：“这阵子会有点忙。”

“看出来了，海报改了四稿。”

她转过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带着点疑问，随即反应过来，笑了一下：“小满说的吧。她嘴快。”

“她说你改了四稿。”

红灯还有四十多秒。旁边一个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停下来，雨披上的水哗哗地往下淌。我想了想，还是问了一句。

“那个摄影师，姓沈？”

“嗯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画框后面都写着。字挺潦草的。”

“他一直那样。大学那会儿就那样，写什么都像随手画的。”

她说“他”。我注意到了，也没有多想，男的女的，本来就没什么分别。我说：“拍得好吗？”

她没有马上回答。雨落在她的伞面上，伞沿滴下来的水连成一串，在我们两把伞中间的空隙里落下去。

“好，比以前好多了。”

“以前？”

“大学那会儿，他就拿着个破相机到处拍。什么都拍，排队打饭的人他也拍。那时候拍得不好，光老是不对。”她顿了一下，“现在对了。”

她说这几句话的时候，眼睛一直看着对面的红灯，声音跟平常一样，很平。可是加起来比她平时一晚上跟我说的都多。我听着还挺新鲜。

“那到时候我一定去看。”

“好啊，开幕的时候叫你。”

过了一个路口，她又说：“等展办完就好了。”

绿灯亮了。她先走了出去，伞往前倾着，挡住了半张脸。我跟在后面，看着她的背影，平底鞋踩在湿漉漉的斑马线上，一步一步，走得很稳。

我想问她，刚才在里间看什么呢，笑得那么开心。话到嘴边，变成了一句“晚上吃什么”。

我想，大概是许棠发了什么好笑的东西给她。或者是哪个熟客，或者是印刷厂那边的人说了句俏皮话。一个人对着手机笑，能有什么呢。

那个笑我倒是一直记着。还有它收回去那一下，拿秒表都掐不出来。

七年，我没见她那么笑过。收得那么快的，也是头一回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