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月十二号，周二，下午三点多。

那天没下雨。

天是阴的，云压得很低，压在梧桐树顶上。

书店里只有两个客人，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蹲在诗歌区，一本一本地抽出来看扉页；另一个是常来的退休老先生，坐在靠窗的藤椅上，捧着一本地方志，看一会儿，打一会儿瞌睡。

知夏在收银台后面核对上个月的进货单。小满在旁边拆一箱新到的书，裁纸刀划过胶带，嘶啦一声，又一声。

门上的铜铃响了。

她没抬头，照例说了一句“欢迎光临”。说完了，才觉出不对。进来的人没有往书架那边走，就站在门口，站着不动。她抬起头。

他比记忆里黑了很多，是那种被海风和太阳一年一年晒进去的黑，从额头一直到脖子。

头发长了，在脑后随便扎了一个短短的揪，有几缕没扎住，垂在耳边。

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亚麻衬衫，袖子卷到手肘，肩上挎着一只旧帆布相机包，包带磨出了毛边。

他看着她，嘴角慢慢地翘起来，翘得有点歪，左边比右边高一点。

十二年了。他笑起来还是这样。

“林知夏。”他说。

声音也没变，还是那种慢悠悠的调子，说一个字停半拍。

她手里的笔停在进货单上，洇出一个小小的墨点。

她没接话。

右手先于脑子动了，抬起来，把耳边的头发往后拢了拢，拢到耳朵后面，指尖碰到了那一缕从来别不住的卷发。

这个动作她做完了才意识到。她把手放下来，放在收银台上，压住那张进货单。

“沈既白。”她说。

小满在旁边看看她，又看看门口那个人，裁纸刀停在半空。

“我听说你开了家书店，”他往里走了两步，四下看了看，书架，藤椅，墙上那排版画，窗台上的绿萝，“找了好久。原来叫梅雨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是我的？”

“除了你，谁会给书店起这种名字。一听就是你。”

他走到收银台前面，隔着台子看她。离得近了，她看见他眼角多了几道细纹，笑的时候挤在一起，不笑的时候也浅浅地留着。

“我回来了，”他说，“想办个展。回国第一场。”他顿了一下，目光往右边那面墙上扫过去，又落回她脸上，“想借你的墙。”

小满放下裁纸刀，抱起拆了一半的书箱，小声说：“林姐，我去仓库理一下货。”说完一溜烟进了里间，门带上了。

店里静下来。诗歌区那个女孩翻书的声音很响。藤椅上的老先生打了个呼噜，又醒了。

“借墙要付租金的。”

他笑出了声。

那天他们聊了一个半小时。

起先是站着，在收银台两边。

后来客人走了，老先生也走了，她从收银台后面走出来，两个人就站在书架之间，一个靠着小说区，一个靠着艺术区。

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摄影集，翻了两页，又插回去，插歪了，她伸手替他扶正。

他讲他这十几年。

毕业那年夏天走的，先去了雾港一个工作室当助理，扛三脚架，冲胶卷，给人打了两年杂。

后来自己出来拍，去了极北岛，在一个渔村里住了一整个冬天，天黑得只剩四个钟头，他就拍那四个钟头。

又去了斜阳港，拍电车，拍晾在窗外的床单，拍坐在台阶上抽烟的老头。

在北雪岛拍过雪，在北峡那边拍过峡湾，在雾羊群岛被一场暴雨困了九天，没东西吃，跟房东家的狗分一块面包。

“拍得最多的还是雨，哪儿的雨都拍。拍来拍去，发现最好看的雨还是梅城的。黏糊糊的，下不干净，人一出门就湿一半。”

“那你还走那么远。”

“走远了才知道。”

他讲话的时候手一直在动，比划着光是从哪儿来的，海是什么颜色的，那条狗多瘦。

她靠在书架上听，一开始是抱着胳膊的，听着听着，胳膊不知道什么时候放下来了，一只手搭在书架的横板上，手指在上面敲着。

“你呢？”他问，“这些年。”

“开了个店。结了婚。”

说完她自己也停住了。七个字。他那边是极北岛和斜阳港，还有一条瘦狗，她这边是一家店，一个丈夫。没了。

他看着她，等她往下说。她没往下说。

“结婚了啊，”他说，声音很平，“他对你好吗？”

“好，挺好的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

他又抽出一本书，这回是一本旧版的《雪国》，书脊都翻软了。他翻开，看了一眼扉页上的铅笔价签，笑了：“还在读这个？”

“店里的书，不是我的。”

“你以前说，驹子不可怜。”

她怔住了。

那是她大二时说的话，在她住的那栋楼底下的长椅上，他问她看完了觉得怎么样，她说了那一句。

后来，七年前，在一场读书会上，她又说了一遍，说给一屋子陌生人听，其中一个人后来成了她丈夫。

她以为只有那一屋子人记得。

“你还记得。”

“记得。”他把书插回去，这回插正了，“你说她不是可怜，是太用力了。我当时没听懂，后来在极北岛那个冬天，天天对着黑，有一天就懂了。”

她没问他懂了什么。

她发现自己在笑。

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她说不准，可能是他讲那条狗的时候，可能是他说梅城的雨黏糊糊的时候。

嘴角往上翘着，她自己感觉得到，往下压也压不住。

她试着抿了一下嘴，没用，过了几秒，又翘回去了。

脸都有点酸了。这几块肉，她好些年没用过。

那张进货单后来找不着了。

晚上对账，上个月的数差了一页，她把收银台底下、抽屉、废纸篓都翻了一遍，没有。

他走以后那一阵她干了什么，她想不太起来，只记得自己站在收银台后面数一摞书签，数了两遍，两遍不一样，第三遍数到一半，有客人来结账，就没再数。

那一页账，她最后是照着供货商发来的单子重抄的，抄完了也没再对。

她是大一那年认识沈既白的。

他比她高一届，读的是新闻，整天背着一台二手的胶片机到处晃。

她第一次见他，是在中文系楼顶的天台上。

那天她一个人上去看书，推开铁门，看见一个男生蹲在天台的水泥边沿上，半个身子探出去，举着相机对着楼下拍。

她吓得叫了一声，他回过头来，冲她笑，说别怕，我平衡感好。

后来那个天台就成了他们两个人的地方。

那时候的她不是现在这样的。

那时候她穿红裙子，一条正红色的连衣裙，裙摆很大，是她用第一笔奖学金买的，穿上去转一圈，裙摆能飞起来。

她会在雨后的草坪上脱了鞋光着脚跑，跑得满腿是泥，一边跑一边大声笑，笑得一片草坪上的人都回头看。

她会在半夜两点跟他爬上天台，两个人分一袋花生米、两罐汽水，聊到天边发白，聊什么都忘了，只记得那时候觉得天亮得太快。

她跟他吵架，嗓门比他大，吵完了又是她先去找他。他拍她，她冲镜头做鬼脸，抢过相机反过来拍他。她敢说：“我想要。”，也敢说：“你过来。”

那是她二十岁、二十一岁的时候。

她大三那年的夏至，他大四，快毕业了。

那天傍晚下了一场雨，他们在她住的那栋楼底下的梧桐树下躲雨，躲着躲着，他吻了她。

不是第一次吻，可那一次不一样，那一次两个人都知道再往下会发生什么。

她靠在梧桐树干上，树皮硌着后背，雨从叶子缝里漏下来，滴在她脸上，滴在他手背上。

关楼门前十分钟，看门阿姨的手电筒从楼门口扫过来，一道白光，照在他们身上。

两个人同时把手缩了回去。看门阿姨在那头喊：“几点了还不回来！”她红着脸要跑，他把那把撑开的伞塞进她手里，自己淋着雨走了。

那就是最后一次了。

一个月后他拿到了雾港的工作室邀约，走了。

走的那天下雨，她去送他，两个人在机场大巴的站台上站了半天，谁也没说留，谁也没说等。

她把那天晚上他借给她的那把伞还给了他，他接过去，撑开，又合上，什么也没说，上了车。

后来她把那条红裙子叠好，连同天台上那张照片和他写的几张字条，还有他留下的一卷胶卷，一起装进一个旧鞋盒里，用胶带封了一圈又一圈。

她妈是图书馆员，一辈子跟书和卡片打交道，说话很轻，做事很稳。她毕业回家那年，她妈看着她，说了一句话：“女孩子要稳当。”

她没顶嘴。她妈说得也没错。光脚在草坪上跑，半夜爬天台，穿红裙子转圈，这些事后来想起来她脸都发烫。太用力了，跟驹子一样。

后来她就稳当了。

她剪短了头发，换了衣柜里所有的衣服，米白，浅灰，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。

她在一家出版社做了几年编辑。

二十六岁那年春天，她在一场读书会上遇见一个话很少的男人，他看起来很稳，稳得像一根梁。

九个月后，她嫁给了他。

婚后第二年，她辞了职，开了这家书店。

婚礼那天，她妈帮她整理头纱，手指在她鬓角停了一下，轻声说：“这回好了，你稳当了。”她妈很少笑，那天笑了，笑得眼角都是纹。

她看着镜子里穿婚纱的自己，也笑了，嘴角提到该提的地方。

她没往下想。

那个鞋盒，她搬家的时候亲手塞到了新家衣柜的最顶上，前面挡了两床被子。六年多，她一次都没有拿下来过。

接下来的三个礼拜，他们见了很多次。

每一次都有理由。

选片，他带了一大箱样片来，摊在书店里间的长桌上，两个人一张一张地挑，挑到天黑。

量墙，他拿着卷尺在那面墙上比来比去，让她站在对面看，问她这个高度行不行，那个间距行不行。

定海报，改展签，算灯光，联系装裱厂。

选片那天出了一件事。

那是一个周四的晚上，小满已经走了，里间的长桌上铺满了样片，一张压着一张。

她在一沓渔港的照片底下，摸到一张小一点的，边角已经卷了，颜色也旧了，发黄，是那种老胶片冲出来的颗粒。

照片上是一个女孩，站在一个天台的水泥边沿上，背后是灰蓝色的天。

她穿着一条正红色的裙子，裙摆被风吹得鼓起来，一只手按着裙子，另一只手伸向镜头，像是要去抢那台相机。

她张着嘴在笑，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，头发乱糟糟地糊了半张脸。

她拿着那张照片，拇指压着卷起来的那个角。

他在对面整理灯光图，抬头看了一眼，看见她手里的东西，手上停了停。

“怎么混进去了。”他说，伸手要拿回去。

她没给。她把照片翻过来，背面是他的字，铅笔，很潦草：天台，五月，她说要抢我的相机。

“这张不展。这张是我的。”

“这是我。”

“是你。”他看着她，“可它是我的。”

她把照片放回桌上，推到他那边。

他拿起来，夹进了自己随身的一个笔记本里，什么都没再说。

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，两个人都很安静，一张一张地挑渔港和雨，谁都没有再提那个天台。

回家的地铁上，她靠着车门，看着玻璃里自己的脸。

米白衬衫，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。

她想起照片里那个张着嘴笑的女孩，想不起来自己最后一次那样笑，是哪一年了。

他们也通电话。

有时候是白天，有时候是晚上。

说的都是展的事，说完了，有时候电话不挂，两边都安静一会儿，听着对方那边的声音，他那边是工作室里排风扇在转，她这边是书店的除湿机在嗡嗡响。

然后她说：“那就这样。”

他说：“好。”挂了。

有一次是夜里十一点多，周叙已经睡了。

她在阳台上接的，压着声音。

他说展签的英文他改了三遍还是不满意，念给她听。

她听着，纠正了一个介词，他说：“还是你行。”然后两边都不说话了。

楼下有一辆电动车驶过，车灯扫过来，又扫走了。

“你现在，”他说，“还会光脚跑吗？”

她握着手机，看着楼下湿漉漉的路面，过了好一会儿，说：“早不跑了。”

“可惜。”

她没问他可惜什么。她说太晚了，挂了吧。

每一次挂了电话，她都对自己说：“这是工作。”

他借墙，她出墙，一桩生意。老同学帮个忙，正常。她结婚了，他知道，她说了：“很好。”他说了：“那就好。”

这些话她在心里过了很多遍。过完一遍，过一阵又得再过一遍。

有一天晚上，周叙在客厅看球，她在卧室里叠衣服，手机亮了，是他发来的一张照片，没有字。

照片上是那面墙，傍晚的光从书店的窗户斜进来，在白墙上切出一块金色的梯形。

她看了好一会儿，回：“好看。”

她把手机扣在床上，接着叠衣服。叠了两件，又拿起来，又看了一遍。

六月二号，周二。

早上出门的时候天还是阴的，她站在玄关换鞋，看了一眼鞋柜边挂钩上那把浅灰色的折叠伞，想着天气预报说傍晚才下，伸手去拿，手机响了，是小满说装裱厂的车提前到了。

她一边接电话一边出了门，伞还挂在挂钩上。

装裱好的画框是下午送到的，十几个，大大小小，用牛皮纸和气泡膜包着。

沈既白跟着车来，两个人在书店里拆，一个一个地拆开，检查，在背面贴标签。

他拿铅笔在每一张标签的最底下写一个“沈”字，写得很潦草，最后一笔往外一飘。

“你写字还是这样。”她说。

“改不了了。”

小满七点半走了。他们又弄了一个钟头，把所有画框靠墙码好，用牛皮纸隔开。八点半，她锁了店门，两个人站在门口的屋檐下。

雨是那时候下起来的。

先是几滴，砸在门口的台阶上，砸出铜钱大的深色圆点。

然后就密了，细的，斜的，没有声音，一下子把整条街都罩住了。

梧桐叶子哗哗地响，路灯底下一团一团的白雾。

入梅了。她想。新闻里说过，今年入梅早。

“你伞呢？”

“忘家里了。”

他从门口的伞桶里抽出自己来时带的那把伞，递给她。黑色的长柄伞，伞骨很粗，木头手柄，弯钩的地方磨得发亮。

她看着那把伞，没有接。

“拿着，我车就停在路口，用不着。”

“那你呢——”

“下次见面再还。”他把伞柄塞进她手里，手指碰到她的手指，凉的，一碰就松开了。

他把相机包往头上一顶，冲进了雨里，跑了几步，回过头来，冲她笑了一下，左边嘴角比右边高。

然后他拐过路口，不见了。

她站在屋檐下，手里握着那把伞。

木柄是温的，带着他手心的温度。

她低下头，看见弯钩内侧有几道细细的划痕，被磨得几乎平了，可她认得。

那是很多年前，她用钥匙尖刻上去的，一个歪歪扭扭的“夏”字。

那天他说这伞是他的，她说那我刻个字，就是我的了。

伞柄在她手里磕着搭扣，嗒嗒地响。

她走到街角，站在一家便利店的雨棚底下，旁边就是一盏路灯。她解开搭扣，把伞撑开了。

伞面在头顶张开，雨落在雨棚上，噼噼啪啪地响。

路灯的光透过黑色的伞布，变成一种很暗的、发红的颜色。

她抬起头，看见伞面里侧，靠近伞骨的地方，有一行字。

马克笔写的，褪色了，边缘被雨水和年月洇开，变成一片模糊的灰，可是每一个字都还认得出来。

她认得那个笔迹。最后一笔往外飘。

她在那个雨棚底下站了一刻钟。

雨棚滴下来的水在她脚边连成一条线。

她看着那行字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，看了一遍，又看了一遍，看得眼睛发酸。

他留着这把伞。雾港，极北岛，斜阳港，拖着这么一把又粗又沉的伞走了十二年，今天又塞回她手里。

她把伞合上了。

搭扣扣好，扣得很紧，很整齐。她把伞攥在手里，攥得指节发白，走进了雨里。

从书店到地铁站，八百米。

她没有再把伞打开。

雨落在她的头发上，落在她的右肩上，那件米白色的衬衫一点点湿透，贴在皮肤上，凉的。

她把伞护在左边，贴着身子，不让它沾太多的雨。

包里的手机震了一次，又震了一次，她知道是周叙，她没有接。

她走得很慢。

可是一直走到地铁站，走下台阶，站在亮得刺眼的灯底下，看着玻璃门上映出来的那个头发湿了一半的女人，她发现自己还在笑。

那个笑是歪的。左边比右边高一点。

她回到家的时候，是九点过五分。周叙站在玄关看着她，问她：“没带伞？”

她说：“带了，忘在店里了。”

她又说：“这把是借的。”